自「雨傘」後，有人說香港本土意識冒起。在「旺角事件」後，本土運動與傳統的香港民主運動出現的矛盾越益明顯，最近更因「六四」又快來到，兩者的矛盾更突顯在如何看待「六四」維園集會。但其實香港的本土運動並不是「雨傘」後才出現，實早在上世紀七、八十年代已出現，更是與「六四」有著密切的關係。
年青一代抗拒支聯會攪的「六四」記念活動，主要因為支聯會是支持中國的愛國民主運動。他們現在只著重香港人的身分，不承認中國人身分，故不對中國有任何愛國意識。由於支聯會的活動有塑造或強調香港人的中國人身分之嫌，故年青一代不能接受。另外，支聯會的綱領包括建設民主中國，而年青一代根本不認為自己與中國是有關，故認為支聯會這目標與香港本土意識有衝突。
的而且確，香港的民主運動與中國的民主運動曾有一段時期是交叉重疊的，更可說香港的民主運動，就是香港第一代的本土意識，也某程度上與「六四」是有關連的，這是一段不能隨便扶去的歷史。回到八九年，當時北京學生民主運動是出於學生們的愛國情懷，希望中共能進行民主政治改革，令中國邁向政治現代化。港人當年支援的，確實是一場愛國運動，因愛國所以爭取中國民主化。或許不少港人也有著相同的愛國情懷，亦因香港在歷史、文化及社會上與中國有著難以切割的關係，故港人亦被感召去支援中國的愛國民主運動。
那時候香港的民主運動剛開始沒多久，是延續著七十年代不少爭取保障本土利益的社會行動如中文運動、艇戶事件、金禧事件等。在八七年，香港民主運動爭取八八年在立法局引入地區直選議席，以失敗告終，捲入的港人仍是非常少數。到了八九年，北京發生學生民主運動，啟蒙了不少港人對民主、法治、人權的認識及渴求，出現百萬人遊行支援中國的民主運動。在中共無情鎮壓後，港人面對已是不太遠的回歸日，促使香港民主運動在九十年代急速發展，以在香港建立民主政體去自保。
不少港人看到中國與香港的落差，對法治、民主、人權有了更深認知，逐漸構成了現在我們常說的香港核心價值，使香港的第一代本土意識真正形成。因此，香港第一代的本土意識，以香港為家，不再認為自己是生活在「借來的地方在借來的時間」，並透過爭取在香港建立民主政制去保障香港本土利益，是在中國先出現的危機，再因香港要面對來自中國的威脅，為捍衛自己的利益而誕生的。
當然「雨傘」前後出現的新一代本土意識，是源自香港民主運動未能成功爭取普選而引發，並突破了第一代的本土意識，看出香港的的本土利益不能再依靠「一國兩制」及《基本法》的框架來保障，也不是中共所賜予的，而是具有自決意識的港人所當享有的權利，亦要港人更進取地去爭取才有機會成功達成。但追本索源，新一代的本土意識的出現，同是源自一個政治危機，雖不涉及中國內的危機，故不存在任何對中國的愛國意識，但也是香港面對來自中國的威脅而出現的危機。
現在年青人所捍衛的，實是香港的第二代本土意識，而這新的本土意識，即使你不願意，也不可能與第一代的本土意識割斷的。從來現在的我，就是源自過去的我，而未來的我也必是源自現在的我。沒有過去，那有現在，更不會有未來。無論第二代的本土運動如何要與第一代區分，也不能單憑在香港的行動，就可撼動得到中共，而令他們可以成功爭取得到所要求的。為了強調自己的香港身分，著意去漠視中國內發生的事，那就好像奕棋時只顧自己的棋子如何走，完全不理會對手如何部署棋子。在保護香港本土利益時，要同時關注中國的事，不一定是基於任何愛國情感，而是策略的考慮。
那麼，香港還會有第三代的本土運動嗎？我相信這必會出現，就是在中國再次出現危機之時，香港人在面對來自中國危機的威脅時，為了保護香港的本土利益，將會有更多人捲入第三代的本土運動。這也可能是香港本土運動能最終成功的時機。因此，第二代本土運動的重要性，不應在於如何與第一代切割，而是要總結第一代的得失，為第三代本土運動能最後收割成果做好準備。